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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地名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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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地名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北京大学教授 韩光辉

在中国,地名的产生和地名研究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从现代地名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及中国地名研究的具体历程考察,中国地名学的发展经历了古代地名研究、近代地名学探索和现代地名科学兴起与发展三个阶段。
一、中国古代地名研究
地名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与人类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地名研究自古就受到很大重视。按照事物发展顺序,地名出现在前,地名研究在后。伴随人 类生产与生活的需要,最先出现了对地理实体作详细描述的描述性地名。这种描述性地名在中国已难于找到,但在国外还偶尔保留着。如《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所列新西兰北岛的山名,在毛利语中要用175个字母记述,译为中文是“一个名叫塔马第亚长着巨膝在这里滑倒爬起来把山吞下而被叫作吃泥巴的人对他的情人吹笛子的地方”,多达44个 汉字。这显然是典型的描述性地名。随着生产的发展,尤其是早期文字的萌芽,那些可用语言表述、停留在口头上的描述性地名用文字注记显然是困难的,至少很不方便。这必然地提出了简化描述性地名以反映地理事物主要特征的要求。历经长时期的发展,在文字出现前后便自然地出现了便于文字注记的简化地名。简化地名一般只反映地物的一、二个主要特征,用极为简洁的文字注记,如“阪泉”,“泗水”、“豫”等。因此简化地名是顺应文字注记而出现的。至商代,仅在殷墟记载卜辞的甲骨文中保留下来的经过简化今天所理解的地名即达500余处。〔1〕因此,在中国简明的文字注记地名至迟出现在3200年之前。按我国最早的传说地名“涿鹿”、“阪泉”推算,经简化的口语地名大约出现在4000年以前。
  大量指代个别地理实体的具体名称的出现,为统一概括这些地物名称的术语“地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术语“地名”最早的记录是在《周礼》(又称《周官》、《周官经》)一书中:“原师,掌四方之地名。”《周礼》系战国时代作品,汇编了周代官制及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从原师的职责在“辨其丘、陵、坟、衍、原师、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2〕看, 原师当系周王朝专事地名管理的官员。如果这个推断不错,“地名”术语在中国出现可上朔至距今3000年左右。〔3〕地名与“地名”术语的出现, 为古代地名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随着地名数量的增加和地名知识的积累,首先萌芽了地名命名规律的研究。《谷梁传》除提及“昧,地名也”;“越,盟地之名也”的“地名”术语之外,还总结地名的地域分布规律和地名的来源,提出了“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名从主人”的命名原则。《公羊传》称:“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及“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更开了以地貌特点命名和解释京师地名渊源的先河。
  战国时期先后成书的《山海经》和《禹贡》记载地名分别达1100个和110个左右。其中尤以《禹贡》所记载的地名对后世影响最大。〔4〕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或侧重于论述地域划分、地名命名原则、解释地名含义与来源,或侧重于论述地名用字、地名分类等问题的早期地名研究的重要典籍,如《管子·地员篇》、《吕氏春秋》、《尔雅》“释地”、“释山”、“释水”。
  秦汉时期,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和郡县制的推行导致一批重要郡县名称的命定,形成了全国性地名网络。秦王朝统一中国在全国创置36郡(统一岭南增置4郡)、800余县。汉代沿革秦制,“郡国并行”,下辖县,武帝又置13州监察之。据《汉书·地理志》,成哀时期至元始初年,汉王朝疆域内共设103个郡国,1587县。古代都邑的兴衰、 郡县的置废、地名的更易,导致对地名渊源与地名沿革研究的重视和加强。《汉书·地理志》记载地名多达4500余个,对其中的40多个作了地名渊源和地名沿革解释。如“京兆尹华阴,太华山在南”;“益州郡叶榆,叶榆泽在东”;“敦煌郡瓜州,地生美瓜”;“汝南郡上蔡,故蔡国”等等。因此,地名及地名渊源和地名沿革研究,或可以称为地名沿革学,在中国即发凡于《汉书·地理志》。自《汉志》之后,这种着重于地名溯源和地名沿革及地名命名原则的研究一直延续着,其延续时间之长,涉及地名数量之多,均是举世无匹的。
  东汉末年的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应劭所著《汉书集解》、《地理风俗记》和《十三州志》对地名渊源均有研究,其中《汉书集解》对《汉书·地理志》中的160个地名作了渊源解释;据《水经注》引述, 《地理风俗记》对27个地名作了渊源解释。应劭注《汉书》,解释地名渊源除继承《汉书·地理志》外,还有创新。如应劭释《汉志》京兆尹新丰为:“太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市街里以象丰,徙丰民实之,故号新丰”。这一解释合理地揭示了新丰城市创立和新丰地名出现的过程。
  东汉袁康所撰含有地域性地名研究内容的《越绝书》,不仅记录了古代吴越地区的许多地名,而且解释地名渊源30余处,同时还涉及地名命名规律。如卷8《地传》释朱余:“朱余者,越盐官也。 越人谓盐曰余。”从语言学角度解释了朱余地名的来源。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等字书,对地名解释亦占有一定比重,如前书在山、水与土字部中解释地名即达652个。
  《汉书·地理志》之后,《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等均记载了大量地名,更多地涉及了对地名渊源的解释和地名沿革的说明。晋代,解释地名渊源的舆地著作也日渐增多,如《太康地记》、王隐《晋地道记》,袁山松的《汉郡国志》,乐资的《九州要记》,张勃的《吴地理志》,虽已亡佚,但《艺文类聚》引《晋地道记》:“凉州城有卧龙形,故名卧龙城。”《太平御览》引《晋地道记》:“幽州因幽都以为名。”《经典释文》引《太康地记》:“徐州取徐丘为名”,均客观地再现了这些著作对地名解释的简洁明晰特点。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华阳国志》(常璩)解释地名渊源达20余处。地名知识的积累导致晋代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地名辞典《春秋土地名》(京相fán@①)。其对春秋地名渊源解释简明扼要,如《水经注·济水》引录:“华泉,地名,即华不注山下泉水也”,即为典型释例。东晋地理学家郭璞注释《尔雅》,以《释水》、《释山》对地名渊源研究,贡献最大。如释“马颊,河势上广下狭,状如马颊”;“峄,言(山)络绎相连属”。
  南北朝时期的地理著作《十三州志》、《水经注》、《荆州记》、《湘州记》、《钱塘记》、《宋永初山川记》、《舆地志》均含有对地名渊源的解释。 其中《水经注》记录地名达2 万个左右, 解释地名渊源2400处,分属24类。〔5 〕因此《水经注》实为当时地名渊源和地名沿革研究集大成的著作。同时,《水经注》还总结了地名的命名规律:“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树生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候,大计东冶之山,因名会稽是也。”〔6 〕《水经注》还总结出了“因山以表名”,“借水以取名”,“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称”,“以物象受名”,“以物色受名”等地名命名原则,并探讨了地名读音及地名书写问题。
继《水经注》之后,中国古代地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有所开拓和加强,主要表现在于,自隋唐以迄清代中后期,记录有大量地名的全国总志、地图及地方图经志书的涌现。其中唐代《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图志》代表了当时地名研究发展的新阶段。其标志是:地名方位与四至的描述;地名解释数量增加;地名解释内容扩展;地名渊源的进一步总结和地名读音及书写的规范化等。〔7〕此外,唐代还于天宝元年(742年)“改天下县名不稳定及重名一百一十处。”〔8〕可见, 唐代地名研究的内容及涉及的范围较前代大为扩展了。
宋代《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通鉴地理考》(已佚)和《通鉴地理通释》,元代《大元一统志》,明代《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清代《大清一统志》及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和乾嘉学派的舆地著作等,不仅记录了大量地名,而且进一步深化了地名渊源、尤其地名沿革,及某些地名的规范化研究。同时,作为地名载体的地图编绘亦获得长足发展。继西晋《禹贡地域图》、唐代《海内华夷图》之后,宋代《禹贡山川地理图》、石刻《华夷图》和《禹迹(jì@②) 图》,元代《舆地图),明代《广舆图》,清代《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历代地理沿革图》、《大清一统舆图》等,不仅直观地反映了古代地名空间分布状况,而且展示了地名沿革变迁的轨迹。据统计,自宋代以来,记载有大量地名的地方图经志书总数超过八千种,十万卷,〔9〕涉及地名达500万处以上。
  晋代以来的旅行记、游记,如《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徐霞客游记》则提供了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地区及国外地名及其演变的重要资料。
  乾隆中成书的《西域同文志》,以满、汉、蒙、托忒、藏、维六种文字相对照,记录了天山南、北路,西番,青海地区的地名、山名、水名及人名,而以汉字解释地名的语义,是一部重要的西域地名语源辞典,从根本上解决了“一个地名因写法不同竟分为几地”的问题。
  封建时代后期中国地名研究虽取得了大量成果,但就研究内容而言,仍侧重于地名记录、地名渊源解释、地名沿革研究,某些地名命名原则的总结及若干地名规范化探讨等,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没有出现重要突破,也未能形成独立学科。这就是中国古代地名研究阶段的突出特点。史念海教授在总结地名研究的这段历史时指出:“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在那时不仅不能独立自成科学,就是这样的名称也从来未曾见到有人提过。历史地理学稍胜一筹,还能以沿革地理之名为那时学者齿及,地名学连这一点也是难于谈到的。”〔10〕显而易见,这是中国古代地名研究长期处于史学、语言学和舆地学的附庸地位决定的。(未完待续)

编号:lls20150727003z

转载编者:邢红

(编者注:本文转载自《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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